8

　　入冬前，我恢复了工作。

　　协会的调查证明我的专业能力不受病史影响，先前解约的客户有两位回来道歉。我没有全部接纳，只重新选择尊重我的合作对象。

　　母亲的旧宅没有参加商业改造。

　　我卖掉了房子，将一部分钱捐给正规的法律援助机构，另一部分用来扩建工作室。

　　唐姨问我舍不舍得。

　　我说：“房子不是妈妈，留住每一块砖也不能让她回来。”

　　真正属于我的东西，已经在那支录音笔里，也在我终于不再自责的人生里。

　　搬工作室那天，顾淮安来了。

　　他没有进门，只把一只纸箱放在外面。

　　箱子里是我小时候用过的夜灯、吃空的药瓶、每一次治疗结束后画的小红花，还有一本很厚的相册。

　　最后一页夹着我们原定婚礼的请柬。

　　新郎和新娘的名字已经被他用黑笔划去。

　　请柬背面只有一句话：

　　“谢谢你让我明白，救过一个人，不等于拥有她此后的人生。”

　　我合上相册时，他仍站在走廊尽头。

　　“晚晚。”

　　“还有事吗？”

　　“没有。”他笑得很勉强，“只是想再看你一眼。”

　　他曾在我最害怕的时候牵住我，也在我最信任他的时候松开了手。

　　我不否认前一种恩情，也不再用它抵销后一种伤害。

　　“顾淮安，你救过我，是真的。”

　　他眼里亮起一点光。

　　“可我不会回去，也是真的。”

　　那点光安静地熄灭。

　　他点头，转身走进电梯。

　　门合上前，他没有再求我给一次机会。

　　第二年春天，我去看了母亲。

　　墓园的百合仍开得很白。

　　我蹲下来，把修复好的旧照片放在墓碑前。照片上，二十六岁的母亲抱着刚出生的我，笑得眼睛弯弯。

　　“妈，我把房子卖了。”

　　“周成海又进去了。沈清梨的案子也判了，她在接受治疗。我没有原谅他们，但也不再每天想起他们。”

　　“还有顾淮安。我离开他了。”

　　风吹过树梢，没有人回答。

　　我坐了很久，又告诉她，我的工作室现在有三个员工，门口新装了监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钥匙。我们还和法律援助机构合作，免费替受害者修复被损坏的证件和照片。

　　我没有成为谁的救世主。

　　我只是终于有余力，在别人需要时递上一把工具，再把选择留给她自己。

　　离开墓园前，我播放了那支录音笔。

　　母亲说：“我不是去送死，我是去接我的女儿回家。”

　　过去听到这里，我总会哭。

　　这次，我只轻轻应了一声。

　　“妈妈，我已经到家了。”

　　傍晚回到工作室，最后一个员工刚好离开。

　　她问我要不要替我锁门。

　　我笑着摇头。

　　夜色一点点落下来，我关掉灯，检查窗户，独自走到门外。

　　那扇门很重。

　　十八岁时，我用尽全力也推不开。

　　如今它在我掌心缓缓合拢，发出清脆的一声响。

　　我落了锁。

　　钥匙在我手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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